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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社”吹響了畢節革命文化的號角
作者:文|徐錦華  發布日期:2019/9/29 閱讀次數:
“草原社”活動陣地之一—陜西廟戲樓(資料圖片)
  畢節市內原“大橫街”(也叫中華南路)中段,有一處不起眼的古老建筑,系清代乾隆年間所建,原為陜西會館,又稱“陜西廟”或“春秋祠”,解放后曾是畢節縣三旅社所在,現在為“青云書畫院”所用。在此建筑的一側墻壁上,立有“陜西會館”簡介和國務院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標志牌,另一側墻壁上有“草原藝術研究社”活動舊址(以下簡稱“草原社”)簡介,但是內容極為簡單,又因為畢節各種志書及文獻對“草原社”的情況介紹甚少,故很多人不知道這個“草原社”是咋回事,自然更不知道“草原社”的重要意義之所在了。本文就“草原社”的來龍去脈,特別是“草原社”的革命文化活動及重要意義作一些介紹。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隨著地下黨在畢節領導革命運動的發展,畢節的革命文化活動出現了空前高漲的局面,地下黨和進步青年開展的轟轟烈烈的革命文化活動,顯示了革命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其中畢節地下黨直接組建和領導的革命文化社團——“草原社”所開展的如火如荼的革命文化活動是畢節革命文化史上最輝煌的篇章之一。

  “草原社”的創建
  1933年初冬,共產黨員林青(原名李遠方,又名李肅如,貴州地下黨最早的組織領導者,1935年9月11日英勇犧牲)和共青團員繆正元由上海回到家鄉畢節(繆正元回畢節不久,按照當時黨的有關規定轉為了黨員)。林、繆回畢節后,立即同貴陽高中畢業回到家鄉、在畢節中學任教的同學秦天真、邱在先、李仲文等取得了聯系。秦天真早在貴陽讀書時,就組織和領導了“學生抗日救國團”,辦過《救國旬報》,并與當時在上海參加革命活動的繆正元有過聯系,他們早已心心相印,因此這次重逢,一見面即志同道合,議論國事、指斥時政,分析形勢、研討計劃,開懷暢敘、無所不言。林、繆向秦天真等介紹了漢口、上海的斗爭形勢和他們返回家鄉的打算。秦天真向他們介紹了當時畢節的情況。根據畢節當時的實際情況,林青、繆正元、秦天真確定,首先以學校為陣地,以進步師生為依靠對象,從文化活動入手,開展革命活動。
  為了把廣大的愛國青年團結起來,利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宣傳革命、啟迪民智、喚醒民眾、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為了在黑暗的畢節山城燃起一把火炬,林青、繆正元、秦天真決定成立一個文藝社團。于是他們在畢節城區聯絡了一批進步青年,經過積極的宣傳組織活動,基本籌備就緒后,就在畢節城中的女子小學(今松山路畢節二小)召開了成立大會。會上,由林青提名、大家討論通過,文藝社團名稱定為“畢節草原藝術研究社”。“草原社”成立的消息一傳開,人們奔走相告,積極響應,要求參加的人除了畢節中學的進步師生外,還有其他進步青年和小學教師。“草原社”的成員很快就發展到200多人,熊蘊竹(“草原社”骨干,畢節婦女解放運動的帶頭人)等20多個女青年也勇敢地沖破封建家庭的束縛參加了“草原社”。

  畢節地下黨支部對“草原社”的領導
  林青、繆正元通過“草原社”的活動,對秦天真進行了嚴格的考驗,認為秦天真已具備黨員條件,決定吸收他入黨。1934年1月,在畢節五龍橋上(今愛民廣場旁邊),由林青作介紹人,繆正元作監誓人,為秦天真舉行了入黨宣誓。接著三名黨員成立了黨支部,由林青任書記。對黨支部今后的工作,林青提出了四條行動綱領,三人一致表示同意。行動綱領第二條就是加強對“草原社”的組織領導,推動群眾性抗日救亡宣傳活動。畢節黨支部一成立,就把革命文化作為一條重要戰線和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列入黨支部的行動綱領,加強了對“草原社”文化工作的領導。
  黨支部為“草原社”提出了明確的方向,領導“草原社”通過歌詠、演劇、繪畫等形式進行革命宣傳活動,還在“草原社”內成立了“文學研討會”“讀書會”,介紹、宣傳、組織閱讀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書刊。黨支部還對參加“草原社”的200多人的情況進行了認真分析,并劃分為三種力量:第一種是骨干力量,第二種是一般青年群眾,第三種是來湊熱鬧的人。其骨干力量有徐健生、邱在先、寧起枷、熊蘊竹(女)等50多人。黨支部依靠骨干,團結廣大群眾,采取公開或秘密的方式,廣泛宣傳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列主義,宣傳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革命。

  “草原社”的指導方針
  “草原社”成立后,林青就明確提出:“歌詠不唱靡靡之音,演戲要演有進步意義的戲劇,繪畫要畫剛強的人,文學要寫勞苦大眾。”黨支部成立后,對“草原社”的活動又明確提出:要走出“象牙之塔”,要面向勞苦大眾,要以宣傳和教育廣大群眾為目的,而不能走進單純研究文學藝術的死胡同。畢節地下黨支部為“草原社”提出的正確文藝方向和文藝方針,就決定了“草原社”不是一般的文化團體,也不是為藝術而藝術的團體,而是一個具有鮮明的革命性和階級性的革命文藝社團。畢節地下黨支部還由林青、秦天真作詞,繆正元選曲,譜寫了《草原青年之歌》(即“草原社”社歌),社歌歌詞為:
  草原青年,草原青年,
  努力,努力!
  光明在前,光明在前,
  向前進,向前進!
  在那暗無天日的舊社會,“草原社”社歌簡單明了地指出光明在前,指出了革命的前途,激勵革命青年們向著光明之路奮勇前進!

  “草原社”的文藝活動
  “草原社”分為歌詠隊、話劇隊、美術組、讀書會等組織,開展學習和文藝活動。歌詠隊由繆正元負責,話劇隊、美術組由林青負責,讀書會由秦天真負責。在他們的領導下,各項活動都搞得熱火朝天。成立不到一個月,“草原社”的青年們便唱會了幾十首進步歌曲,排練了幾個話劇,“草原社”的女青年們既是歌詠隊成員,又是話劇組的演員,每天除練歌排劇外,還要兼搞一些雜務事。當時條件很差,沒有歌本、劇本,林青就動員大家用漿糊、草紙、臘光紙等自己制作。林青還教大家唱《國際歌》《春光普照》等革命歌曲,并向大家逐段講解《國際歌》的歌詞,宣傳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點,宣傳無產階級革命和共產主義思想,宣傳馬克思主義。
  “草原社”的活動經常受到國民黨當局的阻撓和干擾,隨時都要審查“草原社”青年們唱歌的內容,只要他們認為是革命的歌曲就禁止唱,因此“草原社”在和反動派的斗爭中開展革命文化活動。
  1934年春節,“草原社”在陜西廟戲樓舉行公演。這是當時畢節城的一樁盛事。演出之前林青他們先印發劇情介紹到各單位和進步青年手中,并用美術字寫了“打倒封建余孽”“開展抗日救亡運動,誓死收復東三省”等大標語張貼在大街小巷及公共場所。首場演出盛況空前,歌詠隊演唱的第一首歌就是雄壯的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戰歌——《國際歌》。“草原社”第一次使《國際歌》在畢節山城回響,在黔西北人民心中激蕩。接著又演唱了《草原青年之歌》《春光普照》《大路歌》《囚徒之歌》《第二次世界大戰又迫在目前》等革命歌曲,《第二次世界大戰又迫在目前》其歌詞是:
  第一次世界大戰還留在腦際,
  第二次世界大戰又迫在目前。
  國際帝國主義借和平口號,
  企圖消滅工人的祖國蘇聯。
  工人農民群眾們,
  準備著戰爭,
  沒有戰爭不能夠消滅戰爭。
  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建立起全世界的工人專政。
  歌曲演唱后,接著進行戲劇演出。首先演出了《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內容是寫丁玲等七位女作家們反帝反封建、爭民主、爭自由的英雄形象,展示了她們在暴風雨中搏擊奮斗、鍛煉成長、踏上革命征途的艱苦歷程。因當時參加演出的只有五個女青年,還差兩個就由林青、秦天真扮演。接著又演出了《火之跳舞》《敵同志》《最后一吻》等革命進步戲劇。熊開梅等五個女青年,毅然沖破封建家庭的束縛和阻攔,走上舞臺,這無疑是對封建勢力的一種大膽反叛,是一種革命行動,對畢節廣大青年特別是女青年起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啟發、引導廣大婦女投身于火熱的革命斗爭中去。
  公演進行了兩個晚上,震動了畢節山城,使國民黨當局及駐軍恐懼不安、惱羞成怒。他們對“草原社”的演出進行干預,為了保存力量、避免沖突,以免給革命事業帶來不必要的損失,黨支部經過研究,決定講究革命策略,第三晚上公演被迫停止。
  公演雖然被迫停止,但是“草原社”的活動并未停止,仍然一如既往地熱烈進行著。只是斗爭策略和活動方式有所改變而已。為了安全,活動地點改在南門口城門洞外林青家三間木屋后面的兩間屋里,青年們分期分批在這里聚會,這里就成了“草原社”的新活動場所。

  畢節地下黨通過“草原社”發動的兩次學潮
  畢節地下黨通過“草原社”發動了兩次學潮,和國民黨反動派及反動軍閥作斗爭。第一次是在畢節中學發動驅逐反動學監的斗爭。畢節中學是當時畢節山城的最高學府,也是進步力量和反動勢力激烈斗爭的場所。當時畢節中學有個學監,在課堂上傳播蔣介石的主張,謾罵共產黨,禁止學生正當的社會活動,反對招收女生,因而引起大家無比憤怒。地下黨支部針對這一情況,確定在畢節中學發動學潮。秦天真以教員身份作掩護負責領導,由幾個進步青年出面組織行動,終于把那個學監趕出了校門,同時學校也被迫增設了女生部,畢節女青年得以跨入中學的大門。
  第二次學潮是和反動軍閥的斗爭。當時在女子小學(今松山路畢節二小)讀書的林青的妹妹李秀英被軍閥猶禹九的副官在操場上公開調戲,林青之弟上前與那個副官抗爭,被副官用磚頭打死。事情發生后,反動政府不但不懲辦兇手,反而誣陷李秀英行為不端,將其開除學校,導致李秀英被迫含冤自殺。這兩件慘案發生后,引起了山城人民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無比憤恨,紛紛要求國民黨當局嚴懲兇手,畢節地下黨支部抓住這一有利時機,以“草原社”社員和學校青年學生為主,吸收其他進步人士參加,上街張貼標語口號,實行罷課。上千名進步師生抬棺游行,棺木用綠布寫著“為封建壓迫而死,死后必做反封建的厲鬼”,激起成千上萬的群眾對無辜死難者的同情和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仇恨。這兩次學潮都轟動了畢節山城,大漲了人民的志氣,大滅了國民黨當局的威風。
  1934年5月,畢節國民黨當局和軍閥猶禹九對畢節黨支部的革命活動進行鎮壓,說畢節中學是共產黨的大本營,反動當局下令抓人。黨支部被迫轉移,林青、繆正元、秦天真帶領熊開梅、肖士銑等離開畢節到貴陽、安順等地繼續從事革命活動,“草原社”的團體活動也隨之停止。

  “草原社”的重大意義
  “草原社”成立后雖然其革命文化活動時間僅幾個月,但是“草原社”的組織與革命活動在畢節革命文化史乃至畢節革命史上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畢節地下黨支部從一建立“草原社”起,就把加強對革命文化的領導作為行動綱領之一,把革命文化作為一條重要戰線和革命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來抓,用革命文化去宣傳革命道理,啟發群眾覺悟,團結群眾力量,培養革命骨干。同時,地下黨支部也從領導“草原社”的實踐中豐富了領導地下斗爭的經驗。其二,宣傳了革命思想,點燃了革命的火種。“草原社”第一次使《國際歌》的歌聲在畢節山城回響,第一次以浩大的聲勢使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思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較廣泛深入地在畢節傳播,大大提高了廣大青年和人民群眾的覺悟。其三,“草原社”吸收和引導了一批進步青年,沖破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的束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為革命培養了一批骨干力量。他們中的一些人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艱苦卓絕、英勇奮斗、鍛煉成長,成為我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其四,“草原社”的活動在畢節山城演出了雄壯一幕,充分展示了革命文化在革命斗爭中的強大號召力、戰斗力和生命力!
  總之,“草原社”像一記響亮的鐘聲,喚醒了沉睡中的畢節山城;像一聲雄壯的號角,吹響了畢節革命文化的新樂章和指引畢節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進行曲!(作者系畢節市博物館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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